清史稿职官志》云：

初制内外群像，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来遂著。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

这里描述了清朝督抚满汉比例变化的一般情况，即清前期督抚“满多于汉”，咸同以后“汉多于满”，不过实际情况还需要做具体分析。

1、清朝前中期满汉督抚情况

由于清王朝是满族人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统治者注重选用满族人及汉军旗人充任地方大吏。就以顺治朝而论，前后任命过49位总督，其中35人是汉军旗人。

据《越漫堂日记》中《顺治十八年缙绅录》所记，这年共有8位总督、19位巡抚，皆为满洲人和辽东人。其中辽东人均为汉军旗人。

汉军旗是满州人入关前建立的，汉军旗也可得到免税的旗田。

由于汉军旗人是生活在东北的汉族人，自编制入旗之后，他们被纳入统治民族之中，在身份上又高于关内一般汉人，所以也可作为“旗人”看待。

入关以后，为了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清廷需要派出一些既能使他们放心，又能较好统治新征服的汉人的人员控驭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汉军旗人成为最适合的人选。

所以从顺治时期总督巡抚的任用来看，反映了“满多于汉”的状况。

康熙朝时，为了求得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统治者注意任用汉族官僚。康熙帝曾修订《品级考》，将满汉品级与提升手续划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族官僚的地位。京内外大臣任用的总体原则是满汉并用。但在地方督抚的任用方面，仍然偏重满族人和汉军旗人。

康熙、雍正、乾隆朝情况如下表：

总督：

巡抚：

总的来看，康雍乾三朝的总督巡抚中，虽然汉军比例在逐步减少，但若将满人、汉军旗人和蒙古人加在一起，数量都超过汉人。

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地区，清廷规定督抚必须选用满人。如山陕总督，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谕令俱用满洲。康熙十九年又并四川陕西总督为一人，以原陕西总督哈占为川陕总督。总之，康熙在位期间，前后任命的陕西（含山陕、川陕）总督均为满人。

2、晚清满汉督抚情况

嘉庆、道光、威丰朝总督巡抚满汉比例如下表：

从表中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除嘉庆朝总督数旗人多于汉人外，其余均是汉人多于旗人。

从清统治者认为是重要地区的关键岗位看，如陕甘总督，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谕令将满洲、蒙古、汉人一体开列，并授兵部尚书岳钟琪为总督，至此开始参用汉人。

也就是说，从道光朝开始，督抚中汉人比例就开始超过旗人。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承平日久，满人生活腐化，能担当大任者日少，从而促使督抚中汉人占相当比例。

但总的来看，满人（包括汉军旗人)督抚仍占相当比重。

然而，同治光绪年间督抚中满汉比例发生较大变化，即汉人任督抚者大大增加，满人任督抚者减少。

二者的差距明显拉大。

请看下表：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从同治朝开始，督抚中汉人已占绝对优势。

这种变化起因于镇压太平天国。

“当咸丰洪扬革命，踞有南都，天下苦兵者十余省，清室危甚，宰相文祥、肃顺谓满人暮气深，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文宗听其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以次擢用。”

其中有两个因素对清廷下决心起用汉人起了重要作用。

其一是八旗绿营不堪作战，满族重臣也不堪重用。

太平天国爆发后，清廷先是派出湖南提督向荣任广西提督，率楚兵入桂；后又任命大学士赛尚阿赴湖南办理防堵事宜，不久又接任钦差大臣，但都未能阻止太平天国进军的步伐。

其二是清朝整个文官系统也遭到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

据统计，咸丰元年至六年（公元1851年一1856年)，文官七品以上官员死亡429人，其中督抚、藩臬等正三品以上官员死3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廷不得不起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湘军统领曾国藩等人。咸丰十年四月，清廷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不久又补授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并节制四省军务，由此开创了汉族官僚“专兵柄”的先河。

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太后一方面不得不继续依靠曾国藩等汉族官僚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面又因与曾国藩等在“借师助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遂继续沿着重用汉族官僚的道路走下去，从而使汉族官僚任督抚的人数大大增长。

3、晚清督抚出身情况

与此同时，同治、光绪朝督抚的出身背景也有一些新的变化。

清代选拔官吏，历来重视科举出身。凡有进士、举人、贡生功名者，皆视为正途，其余均视为异途。

有学者对嘉庆、道光、咸丰朝巡抚、总督出身背景作了较为细致的统计，见下表：

巡抚出身：

总督出身：

从表中可以看出，进士、举人、贡生等正途出身者所占比例极大，其中具有进士出身尤为重要。

而其他出身者，主要是通过保举、捐纳二条途径逐渐升迁的。

嘉庆朝监生以下出身者升任督抚者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旗人占相当比例，如任巡抚的12名监生中，旗人即占9人。

然而总的来看，同治以前督抚任用大多为正途出身的文人，行伍出身只是极个别现象。

4、晚清军人督抚情况

而同治光绪年间出任督抚的人中，相当一批出身湘淮军将帅及其幕府。

同治光绪朝总督出身湘淮军将帅及其幕府表：

同治光绪朝巡抚出身湘淮军将帅及其幕府表：

此外，还有一批靠办团练和军功起家的总督巡抚：

同治光绪两朝担任过总督的9人（同一人跨两朝按一次计)，其中乡勇将帅幕府和有军功出身者26人，占总数的37.68%：

担任过巡抚的97人（同一人跨两朝按一次计），其中乡勇将帅幕府和有军功出身者58人，占总数的29.44%。而乡勇将帅幕府出身者中，又以湘军、淮军出身者为多。

上述三表62名乡勇将帅幕府和有军功出身的总督巡抚中，进士23人，举人11人，贡生（包括拔贡、廪贡生）7人，附生、廪生、诸生12人、文童4人、通判1人，参领1人，行伍1人，盐贩1人。

与前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同治光绪朝总督巡抚的群体构成，从整体上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汉族官僚所占比例上升并占绝对优势；二是出身乡勇将帅幕府和有军功者占有相当比重。

其中只具有较低功名或行伍出身的人也较前朝为多。他们皆因军功而保举为知县，知府、道台、藩司、臬司，然后升任为总督巡抚的。

5、晚清督抚任职年限情况

再从这一时期总督巡抚的任职年限来看，也有新的特点。

有学者对1875年至1900年督抚的任职年限作过统计：

从表中可以看到，大多数督抚任期不长。

任期在一至六年以内的，总督占全数的79%，巡抚则占全数的92.6%。

频繁调动，是朝廷防止督抚把持地方、植党营私的重要手段。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相当一部分总督的任职时间超过六年。

从1860年至1900年止，在一地任总督六年以上的有19人。

他们是：

李鸿章，直隶总督，1870一1895年；

官文，湖广总督，1855一1867年；

曾国藩，两江总督，1860一1865年，1866一1868年，1870一1872年；

骆秉章，四川总督，1861一1867年：

左宗棠，陕甘总督，1866一1880年；

瑞麟，两广总督，1866-1874年；

吴裳，四川总督，1867一1875年；

刘岳昭，云贵总督，1868一1875年；

李翰章，湖广总督，1870一1882年，两广总督，1889一1895年；

丁宝桢，四川总督，1876一1886年；

刘长佑，云贵总督，1876一1882年；

何璟，闽浙总督，1876一1884年；

谭锺麟，陕甘总督，1881一1888年；

岑毓英，云贵总督，1882一1889年；

曾国荃，两江总督，1884一1890年；

张之洞，湖广总督，1888-1907年；

刘秉章，四川总督，1886一1894年；

刘坤一，两江总督1874一1875年，1880一1881年，1891一1902年：

崧蕃，云贵总督，1894一1900年。

巡抚中，也有18人任期超过六年。

他们是：

刘坤一，江西巡抚1865一1874年；

英翰，安徽巡抚，1866一1874年；

丁宝桢，山东巡抚，1867一1876年；

郭伯荫，湖北巡抚，1867一1873年；

曾壁光，贵州巡抚，1867一1875；

岑毓英，云南巡抚，1868一1876年；

张兆栋，广东巡抚，1971一1879年；

杨昌濬，浙江巡抚，1869一1877年；

王文韶，湖南巡抚，1871一1878年；1888一1889年；

裕禄，安徽巡抚，1874一1885年；

杜瑞联，云南巡抚，1877一1883年；

德馨，江西巡抚，1884一1895年；

刘铭传，福建、台湾巡抚，1884一1891年；

刘锦棠，新疆巡抚，1884-1891年；

潘霨，贵州巡抚，1885一1891年；

潭均培，云南巡抚，1886一1894年；

沈秉成，安徽巡抚，1888一1894年；

谭继洵，湖北巡抚，1889一1898年。

以上任期超过六年的总督巡抚中，满人仅有6人，汉族官僚占绝大多数。

6、晚清汉人督抚为何任职一地时间长？

其中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任一地总督十年以上。这些督抚任期较长的原因，一是清政府的需要，二是得之于他们的能力和办事态度。

如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不仅地处京畿，防卫重要，而且负有对外交涉的重任，向为清廷所重视。

而李鸿章不仅是淮军首领，而且擅长办理洋务，所以由他出任直督，正可满足内政、海防、交涉各方面的需要。

正如《清史稿》称其：

“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臣。”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正是捻军进入陕甘和回民起义之时，此前连年用兵不能定。而左善于治军治民，“待将士以诚信相感，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

正是依靠左宗棠的胆识、能力和魄力，清政府平定了陕甘，继而又收复了新疆。

再如张之洞，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起因于他提出的修芦汉铁路的建议得到清廷的批准。在当时，修铁路不仅要受到顽固大臣的反对，而且困难重重，是他人所不愿为之事。而张却独担此任，从开始准备、筹款、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均一手操办。另一方面，他到湖广后，办企业、办学校，均尽心尽力，办事必有所成。

这些都是他久任湖广的重要因素。

就刘坤一而言，曾三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实是清廷驾驭湘淮两系的需要。北洋与南洋，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是地方督抚中的两个重要岗位。

当时北洋大臣由淮军统帅李鸿章担任，而刘坤一则出身湘军。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其中奥妙正如醇亲王奕譞所说：

“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在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庶收两难竟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

这些汉族官僚久任封疆，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清政府对他们的倚重。

另一方面，他们也正是利用久任封疆这一条件，把握权力，扩展实力，并影响着整个朝政的发展。